1976年，我同在贫民区创立希望教会的郑明基传教士结了婚。徐光善教授送了一套印着梨花女子大学标记的银汤勺作为结婚礼物。在我为山里的小孩子开爱心幼儿园时，他带来了儿子的玩具，这让幼儿园的孩子们兴奋了好久。

　　当时我们夫妇就住在一间15平方的房子里（屋顶是在纸上涂了黑色沥青，1960年的贫民区十分常见），老鼠和煤气味随时出入我们的家。那个房子的墙壁是用薄木板做成的，冬天冷夏天热。门闩也不太结实，似乎轻轻一拉就要散架。我这个名门女子大学出身的新娘住在这样的房子里难免害怕。公共卫生间也很遥远，当时患过敏性肠炎的我拖着35公斤的虚弱身体，每到深夜都要忍着腹痛跑到似乎在十里之外的卫生间。那时只能独自握着十字架安慰自己。

　　我给贫民区的孩子们做饭，白天在30平方的教会兼幼儿园里，晚上去夜间教室和妇女教室，周末还要去健康诊疗，到教会学校讲课。我努力地在贫民区工作传教，但发现我能为他们做的实在太少。

　　我没有了自信，到哪里似乎都是局外人。对于贫民区的人来说，我是“喝过大学墨水的女人，是传教士的妻子，是爱心幼儿园的老师”，所以跟他们不同。而我的朋友和同学又因为我的寒酸而觉得别扭。我也没再去参加同学会，有时还会因为孤独而哭泣。

　　事业失败的父母和还在上学的弟妹们，也不能理解我的信仰，总是埋怨。想到他们遭受的困苦我也禁不住落泪。

　　就在我看不到一点希望的时候，徐光善老师不知从何处打听到我的境况，亲自来看我。他和夫人提着牛肉和其他很多东西，爬了很长一段山路才到我家。那天做的烤牛肉的味道我这一辈子也不会忘记。当徐教授得知我没有赞助金继续运营幼儿园时，立刻倾囊相助。他对我说，

　　“在这里受苦的你让我觉得很骄傲。”

　　从毕业后一直到1986年近12年的时间，徐教授一直都在关心和鼓励我。我创立小小传教会、建立总会时，教授都担任了运营委员、会长、代表等职务。

　　当时在筹建传教会时，没有办公室、电话、办公桌、启动资金、赞助者。我只是意识到不能再任凭孩子们放任，要奉献爱心帮助他们脱离危险的环境，并决心承担这个使命。1984年我因为卵巢瘤而开刀手术，又在34岁生下第二个孩子，身体极度虚弱。我在报纸上看到很多人因贫困而自杀的报道。一年中共有1034人自杀，一天中有三人因为贫困而选择轻生。这样的报道折磨着我。可是没有人能帮我。丈夫为了治疗肝炎和学习传教去了英国，我一个人牵着大女儿、背着小女儿去募捐、做赞助申请。刚过周岁的小女儿没有玩具，就按姐姐吩咐，在赞助申请信的信封上贴邮票来玩。两个孩子贴邮票的样子很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