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乐于采纳建议，为了倡仁义，收人心，他在根据地的建设上采取了一系列赢得民心的措施。
　　首先，在政治上，朱元璋所行的仁义首先体现在废除元朝苛政，减轻刑罚，宽减税役。龙凤二年（公元1356年）十二月，朱元璋下令释放应天府所辖监狱里的所有轻重罪犯，规定当月二十日拂晓之前，所有触犯刑律的官吏军民，一律免罪释放，并要求执行官吏不得复言其事，如借口拖延，要以罪论处。到了龙凤四年三月，又派提刑按察司合事分巡郡县，询察案犯的罪状，规定原来判处答刑的释放，判处杖刑的减半处刑，重罪囚犯处以杖七十的刑罚，贪污受赃的不再追征赃物；司法官吏没有按规定期限处理刑事案件的，重者从轻处分，轻者免予处分；武将出征犯有过失的，也都予以赦免。也就在这一年，对朱元璋这一规定，当时也有官员想不通，认为“去年释罪囚今年又从未减，用法太宽则人不惧法，法纵无以为治。”朱元璋的回答则是：“自兵乱以来，百姓初离创残，今归于我，正当抚绥之。况其间有一时误犯者，宁可尽法乎？大抵治狱，以宽厚为本，少失宽厚则流人苛刻矣。所谓治新国用轻典，刑得其当，则民自无冤抑。若执而不通，非合时宜也。”
　　在经济上，朱元璋设法减轻人民大众的赋役负担。龙凤三年（公元1357年），他亲征婺州时路经徽州，曾召见当地儒士唐仲实、姚琏二人询问民事得失。唐仲实反映当地守将邓愈役民筑城，百姓颇有怨气，他立即下令邓愈停工。唐仲实说话间又婉转地反映“民虽得其所归而未遂生息”的情况，意即百姓负担过重。朱元璋即坦率地承认：“此言是也。”并做出解释，说：“我积少而费多，取给于民，甚非得已，然皆为军需所用，未尝以一毫奉己”。“民之劳苦，恒思所以休息之，易尝忘也。”显示了愧意。到了龙凤四年，他下令在徽州实行土地经理，令民自实田。龙凤九年（公元1363年）又在徽州落实“民自实田”之策，并要求防止官吏横敛百姓。民自实田而定科徭的结果，使过去地主隐瞒土地向农民转嫁负担的现象大为减少。后来，当朱元璋把农业生产抓了上去，军队的屯田取得一定成绩，他又着手减轻各种赋税和摇役，废除新归附地区的旧政，对新归附区的所有税赋和徭役实施“尽行蠲免三年”的政策。
　　做到此，朱元璋还觉得不够，于是进行了免租和赈灾活动。他“斟酌元制，去其弊政”，改变“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不平等现象，他还实行“给民户田”的政策，支持农民夺取地主的土地和财产。朱元璋没有忽视人民大众，而且懂得爱护民众才是最大的政治，他任用当地德高望重的人做官，对当地的众人来说就是一件大喜事。
　　在获取人心的过程中，能够获得贤才是极其重要的。朱元璋对学有所长、术有专攻的人大力用之，而众贤才也佐助朱元璋添补了必要的知识，增长了智慧，也长了不少才干。朱元璋这一时期明显深沉练达，逐渐成熟，与这些人的佐助甚有关系。朱元璋能够自觉地同读书人交往，一方面是在积极主动地弥补各种文化知识课，结合军事政治斗争的实践，了解先辈们积累的各种经验；另一方面也是在缓和与各地士大夫的矛盾，消融他们的敌意，团结他们一同做事。旧时代的读书人往往是一个宗族、一个地域的核心人物。一名有影响的儒士，就是这方水土的一面旗帜，具有一种凝聚力、亲和力、号召力，用他们来管理当地民众，的确是最合适的。
　　古人说，得人心而后得天下。得人心，才能有坚实的依靠，才能创造“人和”的良好态势，有利于平定天下。《孟子·公孙丑下》有这么一段论人心的话值得后来者深思：
　　“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衅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衅，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
　　如果你是一位手下带着一帮人的领导，前人对“众人”这种靠山作用的论断你不能不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