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中央日报记者，西宁创作公司代表 金杏

　　.c.被预约的成功传记

　　“我将来一定为你写传记，条件是你要成功。真的很想看到你成功的样子，我相信那一天一定会到来。”

　　还会有比这更棒的赞美吗？况且这出自报社最权威的前辈之口。给我写传记，这可是最高礼遇了。中央日报的崔哲洙顾问，1994年我作为中央日报公开招聘的专业记者入社时，他是经济版的总编。中央日报在舆论界中首先试行专业记者制度，因此非常重视。崔前辈就是确保这一制度安全、成功进行的核心。所有的专业记者都要向崔前辈汇报工作。

　　履历丰富的专业记者们，为了确保自己的地位，都在暗自努力。但是在等级分明的报社，已经有被视为最高水准的精英团队，中途闯进来的专业记者们一时都很难适应。

　　我尤其明显。除我之外的大多数专业记者都是国内外一流大学毕业的博士生，令人炫目的履历让他们到哪里都信心十足。而我却在进入中央日报一个月前，由于大规模结构调整从之前的单位下岗。我原在一个国策研究所工作，由于政权交替，我同其他一百五十多名部长级干部都被列入了第一批下岗的名单。而我已是为人母的35岁妇女……为了比男人做得更好，每天熬夜工作都已是家常便饭。我曾经是那么热爱工作。工作带来的背叛、感觉无法再就业的那种绝望，都让我觉得难以承受。

　　那时中央日报的第一版上登着将首次进行公开招聘专业记者的启示。报名条件是在音乐、环境、建筑、医学、军事等领域获得博士学位、拥有十年相关经历的高级人才。我没有博士学位，也没有专业背景。失业在家的我看起来很颓废。于是丈夫对我说：

　　“你就试试吧，你当初第一次求职时也很辛苦的。这里不是写的还包括其他领域吗？整个韩国还有谁比你在选举这个领域更有资格？全国两百多个地区什么地方没留下你的足印？博士学位没什么了不起。而且每次选举时你不也成天埋怨要写报道吗？像你这样在选举事业上纵横了十年的人，很可能是中央日报需要的。每次只在选举时写各党派的主张有什么意义？不就是第二天新闻的一个头条而已吗？再说报名费也就一张地铁票钱，咱们不告诉妈妈，落选了也不会有人知道。我想中央日报如果真的想改变，就应该懂得用你这样的人才。”

　　我没什么出路可选，就这样向中央日报递交了申请书。然后瞒着妈妈参加了笔试、作文和面试。结果是“合格”。中央日报的第一版登出了所有合格者的照片，其中也有我的。我简直兴奋得要飞上天了。那时候才知道真相的妈妈眼角闪着泪光。她把那份报纸和家谱放在一起，珍藏到现在。

　　当时报社早晨七八点开始上班，可我却五点就来了。我看其他记者的报道，读关于撰写报道的书籍，还研究了很多范文。从接到任务开始到交稿，我要进行无数次的修改。如果是要做一两个整版或作创刊专题时，我就会在报社熬夜工作。因为我觉得来回上下班太浪费时间。丈夫总会在第二天的中午一点来电话，“辛苦了，报道写得不错。找个地方休息一会儿吧。”他每天都会利用午休时间跑到地铁站买报纸来读，然后打电话鼓励我。当然有时也会指出他不满意的地方。

　　当时中央日报聘用我应该是个很冒险的决定。因为韩国新闻界还没有关于舆论调查方面的报道。如今在政治领域，舆论调查和选举形势分析等已经很普遍，但在军事独裁时期，总统的支持率和各党的选举形势等都是政权的高级机密。从金泳三政权开始，舆论调查才开始为大众所熟知。但舆论调查能成为新闻报道，估计是谁也没有想到过的。当时中央日报在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我则是被扔进了全新的试验领域。对于我而言，是从中央日报得到了千年难逢的机会。舆论调查的报道出人意料地得到读者的好评。因此第一年中我的报道每周至少有一次是头版头条。我成了读者注目的焦点，甚至成了当时畅销啤酒的广告代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