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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杨  

连载：丑陋的中国人   出版社：古吴轩出版社   作者：柏杨  


　　──比裔美籍司礼义神父谈“丑陋的中国人”

　　张香华

　　耶稣说了这话，旁边站着一个差役，用手掌打他说：“你这样回答大祭司么？”耶稣说：“我若说得不是，你可以指证那不是；我若说得是，你为什么打我呢？”


　　──《约翰福音》十八章二十二节

　　和司神父相处，常给你惊奇的经验。

　　在馆子里，面无表情的女侍把菜单扔到我们面前，司神父悄悄问我：“你知道她为什么这种态度？”我还没找出适当的答案，他却幽默地说：“她不喜欢我。”

　　街上，几个年轻女孩走近，司神父望着Ｔ恤上印着外文的一位叫我看，我说我不懂法文。司神父为我翻译，那几个字的意思是：“来乱搞我！”他摇头叹气：“她一定不知道这个意思。”

　　司神父住在台北市万大路附近，那一带拜拜风气很盛，大街小巷处处是庙宇，和私人开设的神坛。司神父告诉我：“昨晚这里上演酬神戏，你知道他们演什么？”我答：“布袋戏。”心想这回一定答对了。谁知司神父的答案是：“他们表演脱衣舞。”

　　──今年七十余岁的司神父，是比利时裔的美国人，前后十余年在中国内地以及台湾的生活体验，使他对中国十分熟悉，加上他是中央研究院研究殷墟文字的学者，他对中国语言、文字、民俗的研究，已有五十年之久。从一九三○年起，司神父开始习中文，曾经是赵元任、陈世骧两位语言学家的学生；一九五五年得柏克莱加州大学东方语言学博士，他精通英文、法文、德文、俄文、希腊文、拉丁文，熟谙中文、西藏文、蒙古文、梵文、日文。一九三七年，他到中国内地北方，一面传教，一面做中国民俗研究、歌谣收集工作，并用英、法、德文等多种语言，发表过学术论著三十余种。

　　我告诉神父，我很吃惊，因为他老是提醒我这个中国人，身边许多习而不察，或察而不觉的现象。我心想，为什么不请他就“丑陋的中国人”这个主题，说说他的看法。以他对中国人的了解之深，对中国人的感情之浓，加上他来自西方文明世界的精神，他丰富的学识和修养，一定会给我们带来跨国性和跨民族性的启示。

　　司神父说：“你不在乎我的话令你惊奇？”

　　我说：“我正在期待你给我最大的惊奇。”

　　司神父本名Paul L-M. Serruys，司礼义，是他的中国名字，从这个名字，看出他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可是，司神父答复我的礼义之问，却说：“礼，是很好的东西，是人类行为的规范。但，中国人只讲礼，不讲理。于是礼的好处就变了质。因为礼应该接受理──正确的原因（the right reason）的指导。”

　　“义难道不是正确的原因？”我说：“我们中国人一向有‘礼义之邦’之称。”

　　“礼义之邦？”司神父沉吟一会，“我没听说过。‘义’字的英译，应该是Right或者还有一个意义相近的字Justice。可是我认为中国人最缺乏的，就是社会是非观念（Social Justice）。中国人讲的义，是用来要求别人而设的，人人都觉得自己是例外，可以不必遵守。也就是说，中国人的‘义’是双重标准。”

　　我问：“从什么事情，使你对中国人产生这样的印象？”

　　“交通现象就是一张中国社会的图画，”司神父说，“中国人对作为一个国民，应该尽什么义务，完全没有观念。交通规则在中国，只是订来要求别人遵守的，自己不但不遵守，一旦受到指责，立刻觉得没面子。又譬如说，我今天这样批评中国人，大多数中国人的反应，恐怕是生我的气。平时，常常有人说我太骄傲，或者来劝我，不能用西方文明世界的标准谈论中国人。其实，我很不愿意伤中国人的感情。”

　　“不见得人人都会生你的气，我就不会，”我说，“我也不怕感情受伤，我就是盼望听听你伤中国人的心，伤得有没有道理。”

　　司神父举一个例子：有一次，在一项学术会议讨论过程中，司神父提出与某位中国学者不同的意见，对方从头到尾都不理不睬。甚至从一开始，这位学者听到司神父有不同的意见，就非常不高兴，立刻面露愠色，拒绝和他讨论。第二天，司神父亲自到这位学者的办公室，准备再试试和他沟通。谁知道学者明明在办公室，却教秘书小姐说：“不在。”司神父只好知难而退。

　　“所以，”司神父说，“我觉得和中国人讲理，比登天都难。有时候，你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因为，他用逃避问题的态度来对待你，使你无计可施。其实，根本的原因是，他不想讲理，因为讲理会使他失去面子。你想，连学术界都只讲面子，不讲理，造成权威和垄断，又如何能要求一般的人民讲理？”司神父接着说：“当然，有时候，我和中国学者在一起讨论问题，我提出不同的意见，也有学者会说：‘我不同意你，不过，我现在说不出道理，等我回去想想，再来和你讨论。’然而，能用这种态度来讨论问题的，实在没有几个。”

　　我问：“你是不是认为中国人讲礼，妨碍了讲理？”

　　“其实，讲礼和讲理，是可以同时进行的，”司神父强调，“但必须经过学习，同时要有起码的彼此尊重，能力也要相称，才能够讲理。至于‘礼义之邦’大概是中国人后来附会的说法，应该称‘礼乐之邦’才对，因为中国历史上说周公制礼作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