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己在牢房里沉思，我为什么坐牢？我犯了什么罪？犯了什么法？出狱之后，我更不断地探讨，像我这样的遭遇，是不是一个变态的、特殊的例子？我到爱荷华，正式和大陆的作家在一起，使我发现，像我这种人，上帝注定要我坐牢，不在台湾坐牢，就在大陆坐牢。他们同我讲：“你这个脾气，到不了‘红卫兵’，到不了‘文化大革命’，反右就把你反掉了。”为什么一个中国人，稍微胆大心粗一点，稍微讲一点点实话，就要遭到这种命运？我遇到很多在大陆坐过牢的人，我问他们：“你为什么坐牢？”他们说：“讲了几句实话。”  
就是这样。为什么讲了几句实话就会遭到这样的命运？我认为这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中国文化的问题。甚至于在台北关我的特务，都不能责备，换了各位，在那个环境之中，纳入那种轨道之后，也可能会有那样的反应，因为你觉得做的是对的。我也会那样做，因为我认为我做的是对的，甚至可能比他们更坏。常听到有人说：“你的前途操在自己手里。”我年纪大了之后，觉得这话很有问题，事实上是，一半操在自己之手，一半操在别人之手。

　　一个人生活在世上，就好像水泥搅拌器里的石子一样，运转起来之后，身不由己。使我们感觉到，不是某一个人的问题，而是社会问题，而是文化问题。耶稣临死的时候说：“宽容他们！他们做的他们不知道。”年轻时候读这句话，觉得稀松平常，长大之后，也觉得这句话没有力量。但是到了我现在这个年龄，才发现这句话多么深奥，多么痛心。使我想到我们中国人，成了今天这个样子，我们的丑陋，来自于我们不知道我们丑陋。我到爱荷华，我们夫妇的经费是由爱荷华大学出一半，再由私人捐助一半，捐助一半的是爱荷华燕京饭店老板，一位从没有回过中国的中国人裴竹章先生，我们从前没见过面，捐了一个这么大的数目，使我感动。他和我谈话，他说：“我在没有看你的书之前，我觉得中国人了不起，看了你的书之后，才觉得不是那么一回事，所以说，我想请你当面指教。”

　　斐竹章先生在发现我们文化有问题后，深思到是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品质有问题？我第一次出国时，孙观汉先生跟我讲：“你回国之后，不准讲一句话──唉！中国人到哪里都是中国人。”我说：“好，我不讲。”回国之后，他问我：“你觉得怎么样？”我说：“还是不准讲的那句话──中国人到哪里都是中国人。”他希望我不要讲这句话，是他希望中国人经过若干年后，有所改变，想不到并没有变。是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品质真的有了问题？是不是上帝造我们中国人的时候，就赋给我们一个丑陋的内心？我想不应是品质问题，这不是自我安慰，中国人可是世界上最聪明的民族之一，在美国各大学考前几名的，往往是中国人，许多大科学家，包括中国原子科学之父孙观汉先生，诺贝尔奖金得主杨振宁、李政道先生，都是第一流的头脑。中国人并不是品质不好，中国人的品质足可以使中国走到一个很健康、很快乐的境界，我们有资格做到这一点，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会成为一个很好的国家。但我们不必整天要我们的国家强大，国家不强大有什么关系？只要人民幸福。在人民幸福了之后，再去追求强大不迟。我想我们中国人有高贵的品质。但是为什么几百年以来，始终不能使中国人脱离苦难？什么原因？

　　我想冒昧地提出一个综合性的答案，那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滤过性病毒，使我们子子孙孙受了感染，到今天都不能痊愈。有人说：“自己不争气，却怪祖先。”这话有一个大漏洞。记得易卜生有一出名剧（按：《群鬼》），有梅毒的父母，生出个梅毒的儿子，每次儿子病发的时候，都要吃药。有一次，儿子愤怒地说：“我不要这个药，我宁愿死，你看你给我一个什么样的身体？”这能怪他而不怪他的父母？我们不是怪我们的父母，我们不是怪我们的祖先，假定我们要怪的话，我们要怪我们的祖先给我们留下什么样的文化。这么一个庞大的国度，拥有全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一个庞大民族，却陷入贫穷、愚昧、斗争、血腥等等的流沙之中，难以自拔。我看到别的国家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心里充满了羡慕。这样的一个传统文化，产生了现在这样的一个现象，使我们中国人具备了很多种可怕的特征。

　　最明显的特征之一就是脏、乱、吵。台北曾经一度反脏乱，结果反了几天也不再反了。我们的厨房脏乱，我们的家庭脏乱。有很多地方，中国人一去，别人就搬走了。我有一个小朋友，国立政治大学毕业的，嫁给一个法国人，住在巴黎，许多朋友到欧洲旅行，都在她家打过地铺。她跟我说：“她住的那栋楼里，法国人都搬走了，东方人都搬来了。”（东方人的意思，有时候是指整个东方，有时候专指中国人。）我听了很难过，可是随便看看，到处是冰淇淋盒子、拖鞋；小孩子到处跑，到处乱画，空气里有潮湿的霉味。我问：“你们不能弄干净吗？”她说：“不能。”不但外国人觉得我们脏，我们乱，经过这么样提醒之后，我们自己也觉得我们脏、我们乱。至于吵，中国人的嗓门之大，真是天下无双，尤以广东老乡的嗓门最为叫座。有个发生在美国的笑话：两个广东人在那里讲悄悄话，美国人认为他们就要打架，急拨电话报案。警察来了，问他们在干什么，他们说：“我们正耳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