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先生有一次向一个乞丐施舍，朋友告诉他，该乞丐不值得施舍，因他品格之坏，固闻名莫斯科者也。托先生曰：“我不是施舍给他那个人，我是施舍给人道。”

　　呜呼，我们对一个奄奄一息的乞丐施舍时，不能先去调查调查他的品格是甲等或是丁等，如果是甲等，就把掏出的一块钱掷过去，如果是丁等，就把掏出的一块钱重新装回口袋。盖这是人道问题，不是训导主任打分数问题。


　　台北名鸨何秀子女士服毒自杀，新闻轰动，遇救后在她的寓所招待记者，控诉非管区的警员和组长对她的骚扰。这一控诉出了麻烦，第一个严重的反应是警察局长，表示非取缔她不可。古之时也，“为政不得罪巨室”，今之时也，“开妓院不得罪警察”。现在把三作牌的脸撕破，再想继续下去，前途不卜可知。第二个严重的反应是，有两位专栏作家在报上提出义正词严的攻击，主要的意思是：一个开妓院的竟敢堂堂皇皇地招待记者，成什么话？

　　关于前者，对一个开妓院的名鸨，一直等到脸被抓破之后，才咆哮如雷，我们除了遗憾外，还有啥可说的，一说就说到红包上，柏杨先生能吃得消？那么，对于后者，也就是对于那些学问很大，而又道貌岸然，有地盘可以写方块文章的衮衮圣崽，不得不请他们听一听托尔斯泰先生的言论。

　　何秀子女士当鸨儿是一回事，人权又是一回事，中国宪法是不是规定妓女不准招待记者？一个妓女受了委屈，是不是不准呻吟，一呻吟就“成了什么世界”？只有蒙古的征服者才把人分为四等十级，“南人”最差，难道我们自己也将妓女划成一个最低阶层，不受法律和人道的保护？

　　这是一个基本的问题，现在政府一再申令警察不得刑讯犯人，不管做到做不到，立脚点固站在这个观念上。一个人犯了法，当然应该判罪，但如果大家都认为他不是东西，走上去拳打脚踢，甚至把鼻子耳朵都割掉，还不准他哼哼：“哼哼啥？你偷了人家一百块钱，还有人格呀？还敢乱叫呀！”这应是吃人的野蛮部落的事，而不应是现代化中国的事。

　　福禄泰耳先生曰：“尽管我反对你所说的话，但我仍拼命为你争取说话的自由。”而一些自命为民主的人士，却用他们的大笔，封杀一个可怜女人的嘴，真使人如丧考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