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兆丰：最低工资法不可取 既然人们的工资是由其生产力水平和社会中的劳动力供求状况决定的，那么，我们为其作出“最低”的规定就是多余的。作出这样的规定，它要么不会得到真正严格的执行，有等于无；要么会适得其反，事与愿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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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不假思索地认为，我们的福利来自于完善的规定和法律。每当想到要提高生活水平，我们的直觉就是要让政府下个规定，甚至立个法，让“起码”的生活水平有个保障。如果有人违反这样的法规，就要予以追究和严惩。不幸的是，好生活往往不是“规定”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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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是由什么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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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怎样才合理，众说纷纭。常常有人认为工资应该根据人的素质来定。如果考古学博士去教小学，红楼梦专家去扫地，那么工资似乎就应该高一点。反过来，如果连中专都没有毕业，倒是赚了高收入，似乎就不正常。有些暴富的明星，靠的只是搔首弄姿，并没有下过苦功，所以大家就觉得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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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想法是错的。说得深奥一点，错误的根源就在于，他们以为原材料的“成本”决定了最终产品的“价格”。但经济分析的观点则正好相反：“供求”先决定最终产品的“价格”，而最终产品的“价格”再决定原材料的“成本”。哪个是因，哪个是果，顺序完全颠倒过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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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搔首弄姿的明星，之所以赚大钱，是因为市场对她有需求，您可以讨厌她，但得承认，别的很多人喜欢她，所以她的劳动力才值钱；而不是反过来，因为她投入的成本低，所以她的表演就不值钱。培养博士和专家的成本确实很大，但他们如果去扫地，那就只能接受扫地的工资，而他们过去钻研学问的成本与此无关。如果我搬到总统套房里写专栏，那么应该提高我的稿酬吗？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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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根结底，市场的“供需”是劳动力价格的惟一决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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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工资法的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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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工资是由劳动力的供需决定的，那么用命令或法律来规定工资和福利的高低，就是枉费心机。理由再简单不过：我们既不能“规定”劳动力的供应，也不能“规定”劳动力的需求，否则我们早就干脆“规定”自己是个富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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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工资法”是世界上最典型的法定福利。工人收入低吗？规定它高一点好了——人们往往这么想。但大家没有料到，这种硬性规定的后果，是低薪工人失业，是低薪求职者再也找不到工作。低薪工人自己本来不要漫天要价，漫天要价会伤害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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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最低工资法”规定的只是货币工资，而货币工资仅仅是“全部报酬”的一部分，此外还有劳动保障、医疗费、有薪假期、工作环境、职业培训等等，那才是“全部报酬”。如果用法律来硬性规定其中的货币工资，那么雇主就会在长期内调整其他报酬，使“全部报酬”回落到本来的水平，使法律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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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知道，很多人出于好心赞成“最低工资法”，那是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它的害处。但有些人则是别有用心的，因为强制性地提高工资，会产生意想不到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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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美国北部的工资比较高，南部的比较低，但北部的工会却极力呼吁，要提高南部的工资。这是为什么？那是没安好心。因为北部的工资本来就高，而且劳动力不密集，所以提高最低工资对成本的影响小；但南部劳动力密集，一旦提高法定最低工资，成本就会大增，竞争力就会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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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制衣工会，也一直强烈要求提高最低工资，声称那是为了保护新移民和年轻人，不让他们受低工资的“剥削”。但实际上，如果真的提高了最低工资，大部分的新移民和年轻人就会失业，最终得益的是工资本来就比较高的白人和中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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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难不是因为规定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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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一我沦落到要讨饭，那么您不要禁止我讨饭，那只会进一步伤害我。您或许说我该去学点会计或英语，但“应该”不等于“可以”。如果我给人擦鞋，请不要规定我力所不及的最低工资。如果您爱护我，就请保护我追求最好生活的权利——擦鞋，以及保护我的顾客用最便宜的价格购买服务的权利——被擦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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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伯纳笔下的苦难，与其说是因为福利规定不足或资本家贪婪引起的，不如说那是因为低下的生产力水平造成的。是的，当时利物浦的工人平均年龄只有36岁，但他们如果不做苦力，就只会更早夭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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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周围也有很多阴暗面：到工业区看看打工者，到铁路沿线看看流浪儿童，到卡拉OK看看陪酒的小姐，到街头看看拉车的下岗工人。看看还可以，如果细听他们的故事，会心痛的。不妨尽量掏些钱给他们，当是做善事。但不要因为自己看不惯，就阻止他们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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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仅要用心去爱，也要用脑去想。有些人通过不切实际的呼吁，为自己赢得了“有良心”的称誉；而那些呼吁，却变为进一步损害穷人的实际政策。经济学人不喊“让低薪工人拿到最低工资”之类的口号，因为不懂的人这么说，是善于“终极关怀”；但懂的人这么说，就是“伪善”和“造作”。